上世纪50年代初，郑维山收到了家乡寄来的信件。还没来得及拆开信封，郑维山就接到了杨得志打来的电话，电话中有事相商。 郑维山匆忙放下电话，急忙赶往杨得志那里，而那封信则被遗忘在了办公桌上。 从杨得志那里回来后，郑维山在妻子的提醒下，才突然想起那封未拆的信。打开信封一看，原来是家乡的亲人问询他当年带走的70多名赤卫队员的下落。 当看到这封信时，郑维山的脸色突然变得严肃，眼神中充满了凝重与担忧…… 郑维山的父亲，郑国祺，是一位老战士，曾参加过黄麻暴动，并且担任过村苏维埃主席。 在父亲的影响下，郑维山13岁时便加入了童子军，15岁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 就在这一年，郑维山带领着70多名赤卫队员加入了红军。 此后，郑维山逐步从排长、连指导员一路升任为师政委。 担任30军88师政委那年，郑维山还未满20岁，这足以证明他有多么优秀。 接下来的日子里，郑维山带领由全军三个拥有荣誉称号的老团组成的88师，作为30军的先锋，参加了山地攻坚、攻城拔寨、江河强渡等多个战斗，屡次打出了漂亮的胜仗。郑维山出色的军事才能，也在这些战斗中逐渐显现。 1936年底，郑维山带领部队参与西路军的西征。 在战斗过程中，郑维山冲锋在前，浴血奋战，亲自带领士兵们进行了多次激烈的血战，直到部队被击散，郑维山也在一次战斗中头部负伤，陷入昏迷。 后来，郑维山和副师长被当地百姓救起，藏身在山洞中，侥幸躲过了马家军的搜捕，最终依靠乞讨回到了延安。 这段经历深深刻在了郑维山的记忆中，成为了他一生无法忘怀的痛。 在乞讨回延安的路上，郑维山一边走一边泪流满面鼎和网，内心默默发誓：
展开剩余59%郑维山赶到武汉后，李先念听说他要独自回家，担心途中可能会遇到土匪，于是为他安排了一个排的兵力，甚至还送了10多袋大米和面粉，叮嘱他小心。 郑维山深受感动，立刻乘车赶回家乡——河南新县。 当他抵达县城时，县长激动地迎接了他，并立即向郑维山汇报了当地的情况。 原来，新县正在进行土改。这个地方曾是鄂豫皖苏维埃政府的所在地，在战争时期，新县共有50000多人牺牲，其中有10000多位烈士名字明确。 对于那些还在革命队伍中奋斗的战士，家属按照革命军人家庭的标准对待；而那些已经牺牲的战士，经过证明后，家属可获得烈属待遇，包括分田地与优抚。 但与此同时，还有许多红军战士至今下落不明。 这些失踪的战士，有人认为他们是逃兵，也有人认为他们为革命献身，应该算作烈士。 但由于无法确认，他们的身份一直无法明确。当时的政府对此不知如何处理，于是写信请郑维山帮助调查当年他带走的70多名赤卫队员的下落。 郑维山听后，心情再次沉重，回忆起往事，他满是伤感。 他告诉县长，当年那些战士被分配到红一营，隶属于王树声领导。后来，郑维山被调往总司令部和30军，而其他大多数战士则留在了红10师，之后又编入了红25军…… 郑维山郑重地告诉县长： 我可以保证，当年编入红30军88师的干部战士，没有一个叛变！ 他清楚地知道，88师的战士们经历了无数的艰难血战，他们怎会背叛？ 郑维山还向县长保证，所有88师的战士，其家属应当按烈属处理；而那些负伤散回家的战士，若未明确身份，则应按伤残军人对待。 为了安抚当地干部的心情，郑维山进一步承诺： 若有问题，我一个人负责！ 处理完这些事务后，郑维山返回武汉，将整个事件的经过告诉了李先念和王树声，最终事情得到了妥善解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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